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耕作栽培方式改变和农作物复种指数提高，农作物病虫害呈多发、频发态势，重大农作物病虫害时有发生，如2019年草地贪夜蛾入侵，严重威胁我国玉米生产安全。

　　近期《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公布，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4月7日，司法部、农业农村部负责人就《条例》答记者问。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商同级应急管理部门发布灾情信息 

　　监测预报是做好农作物病虫害预防控制的前提和基础，《条例》完善了监测预报制度。

　　《条例》规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编制监测网络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加强对监测网络的管理。

　　此外，《条例》还规范监测内容，主要监测病虫害发生种类、时间、范围、程度等，并规定监测技术规范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制定。

　　对于监测信息的报告及预报发布，《条例》规定监测信息应当及时上报，预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发布。

　　对于灾情信息发布，《条例》要求，农作物病虫害灾情信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商同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发布。

　　“应确定一、二类病虫害具体种类，以便明确责任”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周雪平表示，我国是农业有害生物灾害频发的农业大国。据统计，常见农业害虫有739种、病害775种、杂草109种、鼠害42种，农作物病虫害分布广、危害重、突发性强，如果不采取分类管理，难免导致重大病虫害防控中出现责任不清的情况，贻误防治时机，加剧危害损失。

　　《条例》要求实行分类防控，按照农作物病虫害特点和危害程度将农作物病虫害分为三类，明确一类农作物病虫害严重发生时，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对控制工作进行综合协调、指导；二类、三类农作物病虫害严重发生时，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对控制工作进行综合协调、指导。

　　“开展病虫害分级分类管理，明确责任划分，使我国病虫害防治更加科学规范。”周雪平说。

　　同时，他也强调，对当前我国这1600多种病虫草鼠害如何分级？确定哪些分类指标？例如危害损失、发生面积、公众影响、国际关切的程度，怎样定性和定量区分？这是随着《条例》颁布对植保科技工作者、管理者提出的首要命题。

　　“需要尽快开展相关研究，尤其是确定一类、二类病虫害具体种类，以便尽快明确责任，推进后续防治工作。”

　　　　一家一户防病治虫难 政府应鼓励和扶持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 

　　据了解，在田间管理环节，也就是病虫害防治环节，目前大部分地区仍然以一家一户背着喷雾器打药来完成，与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研究员魏启文表示，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也称统防统治，是适应现阶段农业农村生产实际，适应病虫害防治规律，解决一家一户防病治虫难题的重要手段。

　　他举例称，一家一户防治多年用一种农药等不合理用药的现象非常普遍，导致许多农药新品种上市2-3年就产生抗药性、防效下降，只有专业化防治才能做到交替轮换用药，延缓抗药性产生。

　　不过，实际情况中，专业化服务仍面临扶持政策不稳定、内生动力不足、开展服务风险大等难题。

　　此次《条例》中对专业化服务进行了专章表述。

　　《条例》指出，国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和扶持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为其提供技术培训、指导、服务。

　　并且，要求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应当具备相应的技术人员、设施设备以及规范的管理制度。田间作业人员应当能够正确识别服务区域的农作物病虫害，正确掌握农药适用范围、施用方法、安全间隔期等专业知识以及田间作业安全防护知识，正确使用施药机械以及防治相关用品。

　　此外，《条例》规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合理使用制度，建立服务档案，为田间作业人员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

　　　　■ 背景 

　　　近5年我国农作物病虫害年均发生面积65亿亩次 

　　据周雪平介绍，近年来，随着国际农业贸易的增长和人员往来不断频繁，多种农作物病虫害入侵我国并造成危害。例如草地贪夜蛾2019年入侵后，迅速扩繁到26个省市区，发生面积1600多万亩，严重威胁我国玉米生产安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吴孔明认为，病虫害治理能力是农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是粮食供应能力的基本保障。

　　据统计，近5年我国农作物病虫害年均发生面积65亿亩次、防治面积80亿亩次，经病虫害有效防治，每年挽回粮食产量损失2000亿斤左右，占粮食总产量的六分之一。

　　“也就是说，病虫害防治工作的意义不啻于拥有3亿亩隐形耕地。”吴孔明称。

　　不过随着农作物病虫害呈多发、频发态势，现行制度存在不足。司法部、农业农村部负责人坦言，现行的一些制度规范难以适应防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亟须通过立法明确防治责任，规范防治规程和防治方式，鼓励专业化、绿色防控，加强责任追究等，为防治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